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变身科技园
第一个高新技术园区
在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城郊地图上，“中关村”第一次被作为行政区划记录在册，当时只有10几户人家。这个民国初年被命名为“中官村”、曾是晚清太监的墓地，周围是庙宇和田地的村落，伴随着20世纪末中关村高新技术园区的崛起，在21世纪变成一种思想，一种“概念”，成为中国科技创新的代名词。
青萍之末
凡事有始终。中关村发展的起点在哪里？
官方的记载，把1988年“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作为起点。而民间版本却把时间提前到了1980年，与一个叫陈春先的人联系在了一起。
1978年和1980年，时任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室主任的陈春先两次到美国访问，考察了“波士顿128号公路技术扩散区”和“硅谷”。科技与产业结合的繁荣景象深深触动了他，他决心把这个“崭新的概念”引进到中国。这个概念就是将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
陈春先行动了。他拉着同所的工程师纪世瀛、电气技师崔文栋，开始了一场打破铁饭碗的新征程。1980年10月23日，他们创造了中关村地区第一个民办科技机构———北京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
80年代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民营科技企业会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不是更早，也不是更晚呢？
这首先要从80年代的大背景说起。1978年的两件彪炳史册的大事，对中国科技发展产生了最深远的影响。
1978年3月，全国科技大会吹来了“科技的春天”。“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邓小平提出或重申的这些基本论断，犹如春风吹进了久旱的科技工作者的心田，振奋了整个科技界。到了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
此时，中关村地区已发展成中国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宝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投入的几百亿元，成就了这里一流的科研机构、科研人才，诞生了一批批重要的科研成果。清华、北大在内68所院校、38万技术人员、427个院士汇集在这弹丸之地，中国唯一，世界少有。
而放眼世界，80年代的世界新技术革命高潮迭起，如火如荼。中国经济开始与世界经济接轨。
天时地利人和。陈春先们迈出的第一步，逐渐引发了中国的一场新革命。
8年征程
继陈春先之后，现在的中关村大街，当时叫白颐路的“电子一条街”上陆续成立了上百家企业，这些企业都是在没有资金投入、没有土地投入的情况下开始创业的。
第一桶金哪里来？只能靠贸易。于是，有人便把这条街戏称为“倒爷一条街”。
此时，陈春先等人还提出：“不要国家编制、不要国家投资，要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这段话在当时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有极大的改革气息。本质上，它把政企分开了，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使企业在市场当中真正有独立机制和行为能力，出现了多种所有制共存和多元化投资的概念，激发了科技人员长期被压抑的潜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高效率。”1988年竞争上岗的第一任中关村管委会主任胡昭广，对“两不四自”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评价。
那些想打破“铁饭碗”的科技工作者，冲锋在前，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但在这些沉浮的表象背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对中关村表现出来的关心和支持，直至最后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和执行，也是催生中关村发展的强大动力。
中关村最先引起高层注意的时间段是1983年1月。当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国家科委主任方毅都看了有关陈春先的报道，都作了重要批示。其中胡启立的批示说：“陈春先同志带头开创新局面，可能走了一条新路子，一方面较快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另一方面多了一条渠道，使科技人员为四化做贡献，一些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可以先富起来，打破铁饭碗、大锅饭。”
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央领导对这件事情的大力支持，引起了巨大反响。中科院和海淀区政府，对中关村地区给予了全力支持。紧接着，四海、科海、信通、联想等11家企业出现了。
1984年5月，当时的计委主任宋平关于研究探讨在中关村建立一个把大学研究所和工业部门结合起来的开发中心的批示，提出了产学研的结合问题。
1985年3月13日，中央发布了《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允许集体和个人建立科研机构，更大地推动了中关村的发展。
1986年11月，中科院提出了“一院两制”的概念。一部分人继续搞研究，一部分人出来办科技企业，把科技成果转化成生产力，发展成产业。第二年，中科院所属院所建立的企业达到148家，占到“电子一条街”企业总数的1/3，从业人员占了50%%以上。“把这部分生产力大大解放出来。”
1986年6月，国家科委全国高新技术开发区研究课题组成立。一年后，《北京中关村建立高技术开发区的调查与研究报告》完成。
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牵头的联合领导小组，对中关村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明确提出，以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为基础，设立高新技术开发区，采取国家不拨款，但是提供政策环境支持的建议。
1988年3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全文。对“四自”给予极大肯定，对中央领导的批示采用编者按的形式公布。国家科委、北京市政府联合提出建立新旧产业开发区的报告。
同年5月10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被称为“18条”的诸多优惠政策，让中关村的发展插上了翅膀。
自此，水到渠成。中关村终于从白颐路上的“电子一条街”，演变成100平方公里的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贵在“试验”
试验区的发展有点儿“摸着石头过河”的味道。虽然有美国硅谷、日本筑波和台湾新竹的成功范例，但当时我国经济体制刚刚开始转轨，可供试验区借鉴的经验并不多。
“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这个名称中，最珍贵的是‘试验’两个字。”“‘试验’就是给了你尚方宝剑”，胡昭广太珍惜这两个字了，这两个字让他兴奋，让他联想：“‘试验’，就是允许创新、允许改革。”所以，“从开创那天起，我们就定下走创新之路。在中关村形成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的创新氛围。”
“试验”，给了胡昭广不断尝试的勇气和魄力，一系列全新的政策和管理办法，都是在不断试验，甚至是“试错”的基础上诞生的。
“我常和办公室的同志们讲，试验区政府的角色，做好了是‘一块小小的里程碑’，最差也是‘一块小小的铺路石’，所以我们不要怕，要大胆改革，做好铺路石。”
胡昭广带领同事们“确立了核心价值，就是为企业服务”。试验区所有工作人员都开始与企业家交朋友，了解企业家的意愿、要求，在他们做法的基础上，总结出试验区办公室的工作要怎么做。在试验区办公室的大开间里，60多个工作人员，每个月都要组织一次“全区”大会，听取企业家心声。
“企业是这个地区的主人，是这个地区创造的原动力。我们的很多政策都是首先由企业提出来的，我们再完善，再用于指导企业。”胡昭广如是说。
成绩是显著的。比如，他们在“两不四自”原则的基础上，加上“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总结为“六自”，写入了国家科技部的文件。四通公司提出了“四化”为核心的“二次创业”概念，他们根据中关村企业群体的创新实践，进一步总结出“六化”战略，即“资本股份化、融资多元化、产业规模化、技术创新化、经济国际化、管理科学化”，并在中关村企业中推广实施。
他大胆试行“一站式办公”，就是在一个大办公室里，用一个窗口就可以把一系列手续统统办好，大大提高了办公效率。
试验区第一批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来自四面八方，行政隶属关系五花八门，各自执行不同的会计财务制度、统计制度、人事和外事管理制度。这就要求园区管理部门创新管理制度，实施统一管理。经过一段时间的总结商议，新的管理制度提出来了，但新的难题又来了：谁来拍板定案执行新制度呢？最后，还是在“试验”两个字的鼓励下，试验区办公室自己承担了这项创新工作，统一了园区的39种不同的财务报表和统计报表，创造了试验区会计制度……
正式更名
1999年6月5日，国务院下发《关于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有关问题的批复》，叫了近10年的“试验区”正式更名。
又历经10年发展，中关村形成了“一区多园”的格局，并不断壮大。“从一条有倒爷、有骗子的街，发展成地区经济拉动的龙头，现在又成为国家创新体制的原动力”。
2007年，中关村科技园区总收入超过9000亿元，2008年将突破10000亿元。相当于北京市总收入的18%%。
中关村的价值何在？
“中关村最宝贵的价值是它解放了人、解放了思想、解放了生产力。”胡昭广深切地说。(朱芙蓉 赵凤华)